第7章 寒风吹落满地的繁花
第7章 寒风吹落满地的繁花 (第1/2页)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曾国藩云：“发上等运，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一个人如果没有远大的理想，那他就像大海里的一叶帆船，摇摇欲坠地漂浮在茫茫的大海上，注定无法到达彼岸。人生也不可能事事一帆风顺，也别奢望有贵人相助。扬起生命之帆，朝着那个属于自己的港湾，向前方坚定不移地远航吧！就像家乡那一条小溪，涓涓细流，川流不息，相信总会有一天能拥抱大海。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三年的高中幸福时光很快就要过去了，即将进入高考倒计时阶段。这三年我到底学到了什么，我感觉即使临近毕业还像盲人过河——摸不着边，自己心中没有底，就这样虚度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直到有一天，老师提醒我们诸位大侠，这一学期结束后大家就要各奔前程了。
心一惊有些痛，什么各奔前程了，难道就这样我们要天涯各一方吗？可我分明感觉还在昨天，这每天早晨琅琅的读书声，隔壁班还在唱着《童年》，怎么说毕业我们就可以毕业了呢？
我用手指恨恨地捏了一下大腿，不错，有些痛，不是白日作梦，老师说的是真的。泪水就要夺眶而出了，强忍着内心的痛，不让眼泪流出来。我们还有几十天就要各奔东西了，也就是说，如果考不上的话，我就极有可能去农村生活了。
我一个从农村出生的小毛孩，虽然生在农村，但自小却没有干过几天农活，一直跟着父亲在外读书，几近一个白面书生，说是书生却没有半点书香气息，自己也知道“腹内原来草莽”。也没有掌握半分农活的技巧，真要去干农活的话，肯定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如果真要我从此丢下书本，去干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去讨米才怪。
寒来暑往，春夏秋冬，我一个没有学会生存技巧的人，又如何能扛起锄头，去那几分薄田刨食，土房青瓦遮风雨。况且，我还没悟到书本上的智慧，也没有掌握这农家的生存法则，手无缚鸡之力，又无三寸不烂之舌，这不是要人性命吗？
如果又回到原点，那我还出来读书打拼十余载，仅仅是为了能认得自己的姓名，计算简单的数字而不被人宰杀？难道就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就是我一辈子想要的憋屈生活？
十余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昔日的汗水就要白流。我难道会甘于被命运摆布，屈服于命运的安排，做一个规规矩矩的刨食人？不，决不，我内心在呐喊。我又想起了那悲惨的过往，心还在隐隐作痛。
那天周末回家，母亲安排我和余林一起跟她去送公粮，当时的政策规定，对于分田到户的农户，需要完成一定的公粮任务。于是我与弟余林一起，跟随着送粮大军，到附近的仁村所在地的一个县级粮库送粮。
一个十二三岁的毛头小子，还是一个小屁孩，人还没长高，却要跟随生产队的一帮叔伯阿姨、哥哥姐姐们去送粮。一担几十斤的稻谷压在幼小的肩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父亲在外工作，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帮衬母亲。即使回家，周末也要到大山里面砍柴挑回家，家里才不会断炊。
家里没有多余的劳力，母亲把心一横，要我们兄弟俩也担起生活的重负。这一来可以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二来可以锻炼一下我们的耐力，接受一下生活的洗礼，也体验一下生活的残酷和不易。
母亲提出让我们兄弟跟随她一起去送粮，声音很小，既怕我们不愿意，也怕真委屈了我们。她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还那么小，就要他们过早地承担生活的重负，似又有些不太忍心。余林天生就是做农活的一把好手，虽比我这个做哥的小两岁，但在干农活方面比我这个做哥的人老道得多。
余林听说是去送粮，就二话没说马上就答应了下来。我见他都没意见，也不好意思说什么，这样，送粮这件事就算我们兄弟俩承担了下来。
用箩筐挑几十斤的粮食，对于余林来说可是小菜一碟，可对于一个从没有经过生活太多磨难的我来说，可是雪上加霜。挑着这几十斤重的稻谷，我每走一步脚就像灌满了铅一样异常沉重，每挪一步都异常艰难。
母亲看着我满脸通红而又爱莫能助，而她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好像还轻松自如。她只是不停地安慰我，如果难受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再走，要不然，等她把粮谷送到粮站再来接我。
我涨红的脸摇着头坚定地说，不，我能扛住，再咬咬牙就快要到了。我的肩上磨起了泡，脚板也起了血泡，每走一步都有切肤之痛。全身都湿透了，衣服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带着擦汗用的洗脸巾全部被汗水浸透了。
余林倒是轻松，看着我如此难受，余林说，哥，你在后面休息一下，我尽量走快一点，等会我来接你如何？我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呢，还是一起走吧。就这样咬紧牙关，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在心里反复安慰自己。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马上就要到了，再扛一会儿，胜利就在前面，曙光就在面前。没有什么能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就这样硬扛着把这担稻谷送到了粮站。
到了粮站，自己一下子瘫倒在地，嘴上直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母亲看着我自己的脚和肩膀被磨出血泡，她的心有些痛，轻轻地问我痛不痛？我咬着牙说不痛不痛，男子汉怕什么痛呢？
母亲笑了笑，说你真不是做农活的料。你看你弟比你强多了，一点也不觉得吃力，还是努力读书吧，真的做农活的话，你小子连自己也养不起，还说养家糊口呢，不饿死才怪？我强颜欢笑，看了看远方，真的感到有些无助和悲伤。
知女莫若母，知子莫若父，没有谁能像母亲那样懂我。我真不是干农活的料，哪像余林，一担几十斤重的稻谷，他挑起如履平地，毫不费力，就像平时走路一样谈笑风生。
我望一望余林，想从他身上找到有什么特异功能的地方，可除了他一身臭汗，什么也没有发现。同是一个母亲生的，怎么差别那么大呢？
我有些恨自己，更有些担心。果真回到农村，我又靠什么养活自己呢？我暗暗思量，除了读书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了。
六七十年代，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生产队按照计划要安排农户，每年要向县食品公司交纳一定数量的生猪，而食品公司可以按优惠的价格，按重量给予上缴的养猪户一定的资金补助。
那一天，我和余林早早地起床，跟随着父亲、母亲以及我家走得比较近的远房亲戚老蔡，父亲与老蔡用猪架子抬着一头被捆在架子上的猪，那头猪足有二百来斤重。为了减轻负担，父亲还请了一位邻居老何帮忙，抬累了的话可以有人手换一换。毕竟离我家离县城食品公司有二十里路远，这么远的路，三个人轮流抬着一头二百来斤重的生猪，其辛苦就可想而知了。
这么远的路程，就是平时走路也觉得不易，何况要抬着一头二百斤重的猪呢。我与余林因为年纪小，明显帮不上忙，别说帮忙，不帮倒忙就算好了，这路途遥远，平时就是走路也觉得头昏脑涨。
父亲、老蔡和老何轮流上阵，好不容易才把这头猪抬到目的地，看他们累得满头大汗，更觉得生活的艰辛与苦涩。到了那找到工作人员，父亲毕恭毕敬地向一名过秤员递了一支烟，并帮那人点上火，一脸的笑容。
这包烟是去的路上父亲下了好大的决心才买的。父亲本不抽烟，但又要找人办事，在烟摊前徘徊了老半天，最后一咬牙才忍痛买上的，花了父亲好几角钱，父亲为此心疼了好久。如果不去求人办事，他是绝对不会浪费这几角钱的。
食品公司的人自然很牛，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猪肉凭票供应，购肉要在食品公司供应点上，他们自然有生杀大权。可以给你肥肉，也可以给你瘦肉，也可以卖给你一些骨头，全凭他们说了算。在那时，这些部门简直就是肥缺，谁都想往里挤，家里没有硬的后台，想到这儿谋一个职位，难啦。
在生猪收购点上，他们的权力更加显赫，在这里他手上有权决定少给你几块钱乃至十多块钱。他金口玉言，少扣你十来斤“水”，让你赚得盆满钵满，多赚一二十块钱，这在当时可是要命的事儿。
因为这上缴生猪，不仅是政治任务，而且还有很大的利益关联。他金口一开，可以扣除这生猪来时吃的几斤或十来斤饲料，再计算生猪的净重量，农村就把它叫“除皮”“除水”。
也就是每头生猪在计算净重量时，或多或少要扣除几斤或十几斤水分。因为在来之前，要给猪喂饱才上路，所以，在上缴生猪时，就要扣除相应的水分。于是，过秤的计算员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决定权。
父亲满脸堆着笑脸，生怕一不小心得罪眼前的这位大员，而被白白扣除好几块救命钱呢。但这位过秤员大叔一脸的严肃，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不管父亲如何求他，冷冷地从口里蹦出几个字让父亲和母亲胆战心惊。
“扣除十二、三斤水，这个猪还没达到上缴的标准，你们就抬回去再养十天半个月才来吧。没达到要求，我也没办法。”那人黑着脸无情地说。
“能不能少扣几斤水？扣个三五斤水，这猪上缴也就达标了，我们也完成任务了。那请您高抬贵手，关照关照一下吧。”父亲小心翼翼地说。
“少扣除几斤水？你以为国家的东西就可以这样糟蹋呢？你这叫挖社会主义的墙角，我可不干这种损公肥私的事情。”那人悻悻地说。
父亲一听这话就急了，当即反驳说：“我这叫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同志，你知道吗？为了送这头猪上缴给国家，我们几个人起早贪黑，赶了二十多里路，累得连喝口水的机会都没有。到你们这里还被你训斥为挖社会主义墙角，我挖了社会主义什么墙角了？你不收也就算了，请你要尊重我们的劳动，你知道我们农村人养一头猪有多不容易吗？”父亲一听那人居然用侮辱的口气对待他，火气也上来了。
“你容易不容易关我屁事？有本事你来坐我这个位置才说话。我这人就是喜欢公事公办，不讲私情。话说得好听还好，惹毛了老子就扣除你十三斤水，这猪重量不达标也怪不得我，你们抬回家吧，这猪我们不收了。”那人阴阳怪气地说。
这二十多里地，来时就用了两三个小时，累得三位壮汉气喘吁吁的，这万一不收，又要把猪抬回家饲养的话，岂不要人性命？这时三人就拼了老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别说要抬回去，就是空手走回家也觉得累得够呛呢。母亲一看情况不妙，忙向父亲使了一个眼色，父亲便不再吭声。
“干部同志，我家男人不会说话，您大人有大量，您就原谅我们一回。昨天我们夫妇为家里的琐事吵架了，他心情不好，说了冲动的话，今天多有得罪，请您高抬贵手。这样吧，我们家离县城有二十多里，如果真要扣除这十多斤水的话，这猪就不能上缴了。真要又抬回家的话，那怎么得了？这样吧，您老看我们农村人不容易的份上，少扣几斤水，达到上缴生猪重量的标准就行。这样您既执行了政策，又照顾了我们农村人，这两方面也讲得过去，就算求求小叔叔行行好吧。看在我家有老又有小的份上，给我们一个机会，好人终有好报。”
母亲一手扯着我，另一只手扯着余林，我们兄弟俩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母亲又赖着性子，与那人磨了老半天。又悄悄地往他口袋塞了两包香烟，那人才勉强同意母亲的要求。他见母亲说得合情合理，又看母亲挺会来事，便答应不再退回，于是，事情才有转机。
那人开好票把票递给了我母亲，母亲千恩万谢，几乎是感动得有些流泪。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走到一个窗口，凭发票领回了一沓票子，事情总算办好了，一行人才匆匆地往家里赶。
回家的路上，身为小学校长的父亲脸色铁青，长时间低头走路一言不发。在他学校的一亩三分地，父亲自然可以一言九鼎，可超出他教书育人的范围，他也只能低头做孙子。看着他那无助的样子，母亲也很心痛，尽量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个话题，生怕触碰这个伤疤而让父亲难堪。
我和余林本想要求父母去街上买点好吃的，见父亲脸色阴沉一声不吭，也知趣地不再说话。生怕父亲发起火来，屁股挨上重重的几巴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就这样一行人不再说话，大家只顾埋头赶路，心情压抑得像暴风雨前的那一阵狂风和闪电那样的无奈与迷离，心如履薄冰又似被撕碎得支离破碎。
回家以后，我一声不吭，只是在本子上把“读书”二字写了一遍又一遍，写完又撕，撕完又写，足把刚买的一个作业本撕了大半本，然后倒在简陋的床板上蒙头就睡。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镌刻着生活的艰辛和冷漠，我知道没有谁能伴着我颠沛流离，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没有之一。
那一年，我跟着我们村的一帮小伙伴，还有一帮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姐姐，相约去县城食品厂去打零工。因为是假期，也想去打工攒几个钱，以便开学上学有零用钱。
我知道自己不是干这些活儿的料，但又无法拒绝小伙伴们的盛情邀请，也要体验一下去厂里打工的生活。同时，也可以去县城长一下见识，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吧。
到了厂里，简单地办了一下手续，管理人员把厂规厂纪向大家反复读了几遍。要求大家要爱护公物，不得随便损坏公物，不得随便吃蜜枣和生枣。更不得把枣子之类的公家财产私下带回家，违者以偷窃论。听了管理人员一场严肃的讲话，知道这公家财物不能随便乱碰，更不能带回家。
这个食品厂就是加工蜜枣，也就是把生枣用白糖加工成带糖的枣子。工序比较简单，生产车间也很简陋，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主要原料就是枣子和白糖，用柴火高温加工而成。冷却后把它捞出来，再通过人工手段，把它制成带糖的蜜枣。
其实我们县的很多村，包括我们村在70年代盛产长枣。附近的山头上满是枣树，每年夏天，这漫山遍野的山上结满了青青的枣子，特别是到了夏末秋初，染成红红的一片煞是好看。
而且红枣果肉甜美、多汁，吃不完可以晒成干，随时可以享用，还可以做温补的大枣汤。而这些尚未完全成熟的枣子摘下来就被各食品厂收购，制作蜜枣销售到广东等地，且价格不菲，销路极畅。
就这样，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到了县城一个食品厂，领取了出锅的枣子和简陋的工具。看到身边的姐姐们心灵手巧，用两只手按了按，立马变成了一个似船型的样子，这样一颗一颗地刮出来，就叫“刮蜜枣”。
看似很容易的操作，可在我手上似千斤担一样，让我感觉极度不适应。她们一遍遍地教我，我也一遍一遍地虚心地学习，可在我手上这蜜枣不知怎么就刮成了怪物一样的东西。
这活其实很简单，也不用很复杂的操作，只用两只手按刮即可。可在我手上却无法刮出满意的结果来，一颗颗蜜枣在我手里却成了变形金刚。千奇百怪，什么样的形状都有，却没有一颗符合标准的蜜枣式样。
我急得满头大汗，而又手足无措，有劲使不出来。看看身边的小姐姐们，蜜枣在她们的手里刮的形状简直像同一个机器产出来的一样标准。力度、形状都恰到好处，自然经她们的手刮出来的蜜枣又好看又标准，简直是完美的艺术品。
对比一下我刮的蜜枣，一颗颗像一个个不同的丑八怪，被人指指点点，还有人看着我的作品偷偷地抿着嘴傻笑。我知道她们笑我毛手毛脚，然后，她们哪里知道，我身边的这堆变形金刚也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了，我已经尽心竭力了。
这样折腾半天下来，大家早已精疲力竭了，等到快下班的时间，大家都把自己的劳动成果送到检验员那里验收。一般都能给个一等二等产品，即使最差也能给一个三等品，而不至于给一个不合格的差评。
当我的劳动成果送到验收人员手中，我看那女人先是用手遮着鼻子冷笑，好像遇到了什么让她难堪的东西，脸色变得极为难看。继而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愤怒，我知道她把我当作破坏分子了。
她嘴上自言自语嘟囔了一番，又骂骂咧咧，小声说这人是来搞破坏的还是咋的？刮的是什么蜜枣？我看是臭狗屎吧，不，比臭狗屎臭多了。
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有些无地自容，恨不得有一条缝让自己钻进去，劳碌了大半天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差评还好说，这人说的那话几乎对我人格的一种侮辱。我就像平白无故被人在脸上打了几巴掌一样难受。
我不是有意把蜜枣做成这样的，我几乎耗尽了自己的全部努力，然而还是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我想解释，张张嘴居然说不出一个字。我的脸色像寒冬霜打的植物一样有些蔫，强忍着眼泪不让它流出来，这男儿有泪不轻弹，咬咬牙硬是把眼泪逼了回去。
我用一天的汗水与辛苦，却换回被人一次次羞辱的结局，那人用冷漠而又刻薄的目光，让我体验了一回社会的炎凉与无情。我情不自禁地握紧着拳手，想寻求一丝安慰与力量，内心感到无比的悲凉与愤懑。
我知道我的心一次次被寒冷的冰雪撕裂与摧折。这一片片血淋淋的心灵创伤，让我终于明白我这脆弱的肩膀历经磨难，终有一天要独自扛起生活的困苦与艰难。自己内心不强大，没有谁能渡你，所谓万般皆苦唯有自渡。
回家后装着什么事也没发生，只是告诉母亲我很累，于是，匆匆地扒了几口米饭，早早地洗脚上了床。拿出自己的日记本，写了生活很苦，我的心很痛，此生唯有追寻读书的脚步，与苦难跳舞，生命之舟才有可能渡向幸福的彼岸。哪怕历尽千难万险，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让生命在一瞬间焕发光芒，即使是划过蓝天只是那么一刹那也是光芒耀眼。
生活很苦，有些劫难也终不能幸免。内心感到无比的冷寂与疲惫，遭遇的各种不公和责难，让我更看清了世间的风雨无情，看清了人间的无助和欺骗。自经历了这几件事后，小小年纪就倍觉世态炎凉，也懂得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真正含义。
处处都要遭受生活无情的鞭打，那一句句刺耳的话语，像皮鞭一样抽打在我幼小的心上。它像冬天刺骨的寒风，狂风卷着飞舞的冰冷的雪花在我渗血的心头上撒盐，让我倍觉生活的无奈与悲凉。
时间回到1984年春季，按照当年的国家规定，高考之前还要进行预考。由于当时教育资源相当匮乏，能够考上大学的几乎是凤毛麟角。当年制度设计就是让相当多的一部分高中毕业生在高考前要淘汰出局，大浪淘沙经过一番风雨之后，一部分优秀人才才能脱颖而出，通过严格筛选之后才能搏击高考。
不知道当时的顶层设计是怎么样考虑的，反正当年就是这样规定的，设置一个高考前的博弈序曲。那段时间自己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非常大，如果过不了预考这一关，就面临着直接出局的糟糕结局，这样的结果不是我所愿意看到的。
想想当时也是很可悲的，考上大中专，拿上“红本本”吃上皇粮。能进入预考之后才能有希望去搏击，才有可能创造奇迹。如果在高考之前直接出局，那自己的梦想就会立即破灭，一点悬念、一点念想也没有。然后，这世界就是如此残酷，摆在面前的挑战不容置疑，也不容选择。
努力奋斗吧，这世上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过多的机会可以让自己去选择。其实我很努力了，每天挑灯夜战，甚至想如果可以不休息能提高成绩的话，我宁愿夜夜无眠。可无论我怎么去拼，成绩始终还停留在原点，按老师的说法属于中等偏下，能考上是幸运，考不上很正常。
夜里经常做噩梦，在梦中被老师罚站，每每面对老师的提问都一问三不知，被迫红着脸站在座位上，接受老师的点评，心情异常糟糕。看得出一些同学们内心的鄙视和轻慢，见我如此跟不上老师的节奏，还想放手一搏，简直是痴心妄想呢。
内心一直在挣扎，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不想回家种田，还想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想做一名警察去维护社会的公平，打击邪恶匡扶正义，让正义之光普照大地。可怎么能进入警察行业呢？如果高考的话，必须经过预考关口，如果连预考都过不了，那几乎实现不了这个梦想，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而已。
一想到一次又一次的测试，一次又一次的失意，我的成绩始终没有半点长进，我的心又似悬在半空，让我沮丧不已。我不停地问自己，自己也曾付出过，也曾拼搏过，可上帝对我如此却不公平。
我不是一个惰者，也不是一个得过且过之人，更不是一个对自己不负责的懦夫。苍天在上，我敢对上帝发誓，如果我虚度了光阴让我永生不得安宁。可我拍着自己的胸膛对自己说，我从来没有退缩过、屈服过。
每天天还蒙蒙亮，我已经早早地醒来，开始我一天的搏击。那一轮朝阳还没露脸，我已经早早地到了教室，捧着书本开始了一天的学习。从早上忙到深夜，恨不得把时间掰成两半过，完全成了一个从教室到宿舍的机器人了，除了晚上休息时间，几乎没有浪费一分一秒时间。即使在梦里想的也是如何去拼搏，如何才能不虚度光阴，不辜负大好时光。
1984年5月，预考终于姗姗来迟。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心情忐忑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这是进入命运的一个新的起点，如果过不了这一关，就连参与高考的机会也不会有，如何不让我不激动？三年的时间只是为了等待那一神圣时刻的到来。
临近考试的这几天，心情极不平静，越想平静下来却始终静不下来。俗话说，心静则万物静，心动则万物动，心若妄想，那么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都充满了诱惑，心如止水无杂念，所有的诱惑利益在它面前都是不存在的。或许时间不允许我有过多的准备，抑或想得太多反而让自己失去宁静的心。
临战前那几日的夜晚，我翻来覆去却始终无法入睡。我想了许多，我想到了预考之后的日子我将何去何从。如果失败了呢，是继续东山再起？还是就此服从命运的安排，做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不再壮志凌云豪气冲天。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还是做一个不愿服输的人，像大鹰一样直冲云霄再来一次迎风搏击？
那晚辗转反侧终于昏昏入睡，忽然我被一仙道模样的人引进了考场，径直走到写有我王五的座位上，对号入座不表。考前就听人说，这主考官可大有来头，乃新朝二品大员钱爷是也，这钱爷何许人也？乃当今圣上的红人！
眼见有些眼熟，瞅准时机仔细一瞧，我的乖乖！你道是谁这么巧？这主考官竟然是我当年的发小，隔壁阿二是也。我一阵窃喜，这天无绝人之路，今日考场上遇到这主考官竟是昔日穿开裆裤长大的小伙伴，岂不是拨开云雾见天日，守得云开见月明？
见尚未开考，趁着还有些时间，我小声喊了几声：“阿二阿二，是你吗？我是你隔壁的发小王五是也。”
主考席上的那位长得有些短小身段的官员正襟危坐，见有人竟喊他乳名，拉下脸来，极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严肃地说：“肃静肃静，各位考生有何问题可举手示意，不得随意喧哗。如若违反考场纪律拖下去重打二十大板，试卷作废，并五年内不得再考。”
言毕，即令随行监考官分发试卷，我看了看那主考官宣读考试规则时面无表情，脸部僵硬得像一张白厚皮纸，且眼露凶光。听人说这种身躯矮小，鼠目小眼，面部表情变化无常之人，十有八九有小人之嫌，千万得罪不得。
阿二是我发小，从小我们一起玩泥巴打水仗，上山打柴掏鸟，下河摸鱼。他顽性很重，也很淘气，有时候出门玩正在兴头，甚至忘记早晚，就连母亲交代做饭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母亲干活回家又累又饿，看到冷火秋烟，便怒从心起，为此没少挨过他母亲的板子。
每次犯事回家，他的屁股就要挨几下，自己也觉得无所谓，再后来发展到越发调皮捣蛋，挨的板子多了便有些耍无赖。有时候犯事回家，知道要挨打板子，干脆把裤子褪下来，露出光光的屁股随他母亲责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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