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故土之心》
第269章 《故土之心》 (第2/2页)“那就找贝托鲁奇+是枝裕和组合。”
赵鑫写下第二个名字,“贝托鲁奇擅长宏大历史叙事,是枝裕和擅长静默中的伤痛。两人联合执导,本身就是话题。”
黄沾笑了:“你这是把电影当政治工程做啊。”
“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政治。”
赵鑫神色严肃,“日本右翼媒体,已经开始攻击《槟城空屋》了。如果我们继续单打独斗,片子可能都出不了香港。但如果是‘意大利大师执导、法国公司制片、三大电影节力推’的国际项目,禁映的压力,就会随之分散。”
周慧芳终于明白了:“你是用国际合拍来转嫁风险?”
“也是扩大声量。”
赵鑫说,“一个香港导演拍南洋历史,只是‘地方故事’。但如果是国际团队拍,就是‘人类共同记忆’。我们要让这段历史,变成世界不得不听的声音。”
1980年10月7日,香港大学陆佑堂。
史料验证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像一场小型审判。
长桌上摊开着铁盒里的全部内容:
四十七张照片、七本笔记、三卷磁带、十二份官方文件、三十八封家信。
五位历史学者,戴着白手套,用放大镜一寸寸检视。
许唯正教授负责主持。
这位六十岁的老学者,专门研究南洋华人史。
但在看到工资单原件时,手还是忍不住地颤抖。
“194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欧洲职员月薪300盾,华人职员45盾,土著劳工8盾……”
他念出声来,声音苦得发涩,“这差距不是经济层面的,是种族层面的。45盾的华人职员,可能比300盾的欧洲职员学历更高、能力更强,但就因为肤色……”
“更残忍的是这个。”
许鞍华推过来一份文件,“1932年英属马来亚的《华人职业限制令》,明文禁止华人从事二十七种职业,律师、医生、工程师、公务员、教师。也就是说,一个华人孩子在南洋,从出生就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当医生救死扶伤,不能当律师主持正义,不能当教师传授知识。他的天花板,在娘胎里就定好了。”
一位英国籍学者皱眉:“但这符合当时的殖民逻辑。大英帝国在所有殖民地,都实行类似的种族分级。”
“所以才是系统性的恶。”
赵鑫开口,“不是某个监工个人残暴,是一整套制度告诉你:你是次等人,你的子孙永远是次等人。你劳动创造的财富,养肥的是把你当牲口的人。”
会议室安静下来。
另一个学者拿起那叠照片:“这些‘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研究殖民史三十年,见过‘土著不得入内’,见过‘黑人不得入内’,但把‘华人’和‘狗’并列的,第一次见。”
“因为华人,是最危险的殖民地人口。”
许唯正推了推眼镜,“土著可以被‘教化’,黑人可以被‘管理’,但华人有自己的文明、文字、社会组织。他们既能创造财富,又可能团结反抗。所以殖民者的策略是:极尽利用,极尽羞辱。既要你干活,又要你记得自己是条狗。”
许鞍华按下录音机。
磁带转动,传出周阿福苍老的声音:“……阿爸死后,我去矿场讨说法。荷兰经理说:‘按照公司条例,华工意外死亡,抚恤金是三个月工资,你父亲月薪8盾,共24盾。但要扣除他损坏的工具费5盾,实际发19盾。’我问:‘什么工具?’他说:‘鞭子。打你父亲的那根鞭子,沾了血,不能用了。’”
录音里,老人停顿了很久。
久到以为磁带断了。
然后他说:“我接过那19盾。硬币上,沾着我阿爸的血。”
会议室里,有人摘下了眼镜。
许唯正深吸一口气,在认证报告上签下名字。
“所有史料,经鉴定均为真实。建议尽快数字化保存,原件移交档案馆。”
赵鑫问:“许教授,这些内容如果拍成电影,学界会支持吗?”
“不是支持,是必须。”
许唯正看着铁盒,“历史学研究,最终要回答一个问题:人为何如此对待同类?这些史料,就是那个‘为何’的答案之一。电影如果能把这个答案讲透,就是在替历史学,完成它最该完成的工作,不让曾经的苦难白费。”
10月15日,罗马。
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工作室里,赵鑫和许鞍华摊开了所有材料。
二十九岁的意大利导演,刚刚凭处女作获得好评。
正在寻找下一个项目。当他看完铁盒史料的影印件后,沉默了许久。
“所以,”
他终于开口,英语带着西西里口音,“这不是一个关于战争英雄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人如何被剥夺尊严,又如何试图找回尊严’的故事。”
“更准确地说,”
许鞍华纠正,“是关于‘当你的尊严在出生地,就被系统性剥夺时,那个遥远的‘故国’对你意味着什么’。是绝望中的稻草,还是真实的希望?两者都是?又或只是一场集体幻觉?”
托纳多雷走到窗前。
窗外是罗马的老城区,夕阳给石头建筑镀上金色。
他的故乡西西里,也曾是移民输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