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2章 导演功课

第272章 导演功课 (第1/2页)

1980年11月4日下午两点十七分，香港启德机场。
　　
　　朱塞佩·托纳多雷走出海关时做的第一件事，是蹲下来摸了摸地面。
　　
　　这个二十九岁的意大利导演，穿着皱巴巴的卡其裤和旧皮靴。
　　
　　背着一个塞满胶片的帆布包，看上去像个迷路的背包客。
　　
　　跟在他身后的制片人安东尼奥，想要帮忙拎包，被托纳多雷摆摆手拒绝了。
　　
　　“赵先生？”
　　
　　托纳多雷用生涩的中文发音，然后切换成带着浓重西西里口音的英语。
　　
　　“我在罗马看完了你们寄来的所有东西。三十七公斤史料，我托运超重费付了四百美元。”
　　
　　赵鑫握住他伸过来的手，发现这位导演的手掌粗糙得像工人。
　　
　　“欢迎来香港。先去酒店？”
　　
　　“不。”
　　
　　托纳多雷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笔记本。
　　
　　翻开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意大利语和中文拼音。
　　
　　“第一站，深水埗。陈记糖水铺。现在就要去。”
　　
　　安东尼奥急着要说话，被托纳多雷抬手制止：“合约的事晚上谈。我先要确认一件事，你们是不是真像史料里显示的那样，敢拍出所有真相。”
　　
　　车里，托纳多雷一直盯着窗外。
　　
　　当车子驶入深水埗老街时，他突然让司机停车。
　　
　　“这里，”
　　
　　他指着街边一栋正在拆除的唐楼，“在罗马看照片时，我就在想，香港的老房子拆起来是什么声音。”
　　
　　他推开车门走下去，在尘土飞扬的拆迁现场，站了足足三分钟。
　　
　　工人们用铁锤砸碎砖墙，旧木梁断裂时发出干涩的呻吟。
　　
　　托纳多雷从帆布包里，掏出便携录音机，按下了录音键。
　　
　　回到车上时，他衬衫领口沾了灰。
　　
　　“1938年槟城的橡胶园宿舍拆毁时，也是这个声音。”
　　
　　他说，“殖民政府要扩建公路，三百户华工家庭三天内被赶走。有个老人抱着门框不肯松手，警察用警棍敲断了他的手指。断骨的声音，应该和刚才那根木梁差不多。”
　　
　　赵鑫看着他：“您怎么知道这些细节？”
　　
　　托纳多雷从帆布包深处，抽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
　　
　　里面是一份，泛黄的英文报告复印件。
　　
　　“伦敦殖民部档案，编号CT/1938/0472。我在大英图书馆泡了三天，才拿到复印许可。”
　　
　　他指着报告上的一行字，“‘强制驱逐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三名华工受伤。医疗报告显示其中一人右手三指骨折。’报告写到这里就结束了。没写那个老人后来去了哪里，没写他叫什么名字。”
　　
　　他把报告递给赵鑫：“你们的史料里有这个人的名字吗？”
　　
　　赵鑫接过报告，看到页边空白处有一行钢笔字。
　　
　　字迹稚嫩但工整：“陈阿水，六十二岁，广东台山人，1921年来槟城，橡胶园割胶工四十年。”
　　
　　“这是？”
　　
　　“陈文统先生找到的。”
　　
　　托纳多雷说，“他在槟城华人坟场，找到了陈阿水的墓碑，死亡日期1938年12月。也就是说，被赶出宿舍三个月后，他就死了。墓碑上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没有生平。”
　　
　　他看向窗外飞掠而过的街景：“电影里这场戏，我要拍。不是拍成悲情场面，是拍成‘日常暴力’，警察像清理垃圾一样清理人，报告像记录天气一样记录骨折。因为这才是殖民的真相：系统性的冷漠，比偶尔的残忍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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