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6章 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一）

第546章 唐太宗的文化建设（一） (第2/2页)

李世民之文化建树，不止于经学一端。他还开设史馆，设置史官，修撰前朝和本朝的国史，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于禁中别置史馆，宰相监修，史官执笔，起居注、实录、国史各有专职。在这一时期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刘知几所著，虽成于武后之时，而渊源实肇于贞观之制。其书内篇论史官源流、史书体例，外篇评历代史籍得失，开史学批评之先河，立后世史法之准绳。
　　
　　李世民珍爱《兰亭集序》，此事千古流传。太宗酷好王羲之书，以金帛购求天下遗墨，得真迹三千六百纸。于《兰亭》尤为痴迷，置之座侧，朝夕观览，临终遗命以之陪葬昭陵。他又亲自参加音乐实践，指点梨园教习。于宫中设教坊，选乐工数百人，自教以音声，号"皇帝梨园弟子"。梨园之名，遂为后世戏曲行当之代称。太宗善琵琶，能制曲，其《秦王破阵乐》即即位前所制，后更增演为《七德舞》，声振百里，动荡山谷，以象征战之势，示不忘武功之本。
　　
　　在民族艺术方面，大唐之开放包容，于斯为盛。西域的胡乐和杂技乐舞传入中原，长安城中，胡音胡舞与华夏正声并行不悖，相激相荡，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艺术活力。西域乐中以龟兹乐最为流行——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其乐以筚篥、琵琶、五弦琵琶、笙、笛、箫、篦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众器合奏，声韵繁促，节奏鲜明，与华夏雅乐之舒缓庄重迥然异趣。于阗的著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父子，为当时的著名画家。跋质那于隋代已入中原，乙僧则活跃于贞观、永徽之际。二人善画凹凸花，以晕染之法表现明暗远近，于中原绘画之平面勾勒外，别开立体写实之生面。其所绘佛像，衣纹紧窄，神情庄肃，天竺遗风与中华笔墨交融，世称"尉迟体"。
　　
　　西域的民俗文化，更是渗透于长安市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妇女服饰和配饰，浑脱帽、窄袖袍，在中原地区极为常见。浑脱帽者，原出塞北游牧之族，以毡为质，顶高而边窄，便于骑射；传入中原后，渐为女子所喜，或以锦绣为面，缀以珠翠，成为时世妆之一种。窄袖袍亦然，本为胡服便于劳作之制，唐代女子效之，与高腰襦裙相配，反显身姿之婀娜。此风至开元、天宝而极盛，杜甫诗云"窄衣急管风复雪"，正是此象。
　　
　　西域的饮食传入中原，抓饭、烧饼、葡萄酒、龙膏酒等在中原地区流行。抓饭者，以羊肉、胡萝卜、葡萄干与米饭同焖，以手取食，香味浓郁；烧饼者，以胡麻为馅，入炉烤制，酥脆可口，即今芝麻烧饼之滥觞。葡萄酒则自汉通西域已入中原，至唐而大盛，太宗尝自酿之，颁赐群臣；龙膏酒尤奇，据说饮之令人神爽，色如琥珀，味兼甘苦，或云以龙脑香浸制，或云实出西域异方。吐蕃的赭面，南方妇女的堆髻在长安城和中原其他地区随处可见。赭面者，以赤色颜料涂染面颊，本为吐蕃风俗，唐时女子效之，以为时妆；堆髻者，高髻如崇山，蓬松如云堆，原出南方，传入长安，与堕马髻、倭堕髻并行为尚。此皆见大唐之包容，不以华夷为界，唯以美善为归。
　　
　　贞观元年，玄奘法师私渡西行，访问印度，历十七年而返，留居那烂陀寺凡八年，从戒贤论师习《瑜伽师地论》等唯识经典，遍历五天竺，访求遗法，得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而归。返国后，于弘福寺、大慈恩寺设译场，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先后译出经论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卷帙之富，质量之精，为译经史上空前之业。李世民极赞赏，虽初以其私渡而微有愠色，及见其才学渊博、志行坚卓，遂捐弃前嫌，亲为制《大唐三藏圣教序》，命褚遂良书之，刻石以传。其序文推崇佛教"遗教东流"，赞玄奘"乘危远迈，杖策孤征"，帝王之尊，屈意于方外之士，此诚千古佳话。
　　
　　在宗教信仰政策上，儒、道、佛三教共同生存，并行不悖。此政策非偶然之宽容，实有深谋远虑。李氏自称老子后裔，故道教居先；儒学为治国之本，故不可废；佛教深入民间，故亦须护持。太宗尝谓侍臣："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卒至亡国。足为鉴戒。"此语似抑佛道，实则警戒偏溺，而非排斥本身。故贞观之世，太学释奠以祀孔子，玄元皇帝庙以尊老子，译场开讲以译佛经，三教各得其所，各尽其用。帝王或问难于三教之间，听其论辩短长，以资鉴戒；士人或兼修三教之学，会通其理，以成一家。此种格局，使唐代思想界呈现多元竞胜之态，为后世所罕见。
　　
　　综观贞观文化建设，经学之统一、史学之兴修、艺术之融汇、宗教之包容，皆围绕"大一统"之政治需要而展开，而又超越实用之层面，臻于文明之高度。李世民以帝王之尊，躬亲文化事业，其眼光之远、魄力之大、胸襟之广，诚为历代君主所罕及。唐文化之光辉灿烂，实肇基于此；中华文明之恢弘气象，亦奠基于此。千载之下，读贞观故事，犹令人神往于那个金声玉振、海纳百川的伟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