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墓碑上的死期

第一章　墓碑上的死期 (第1/2页)

墓碑从木箱里露出来时，离我死还有三十五小时十三分钟。
　　
　　木箱一米多长，四个角包着铁皮。两个搬运工把它放在地下仓库的长桌上，箱底擦过桌布，拖出一条细黑的石粉。阿木关上仓库门，又让人检查箱缝。没有电线，没有异味，只有木头受潮以后发出的酸气。
　　
　　“开。”我对阿木说。
　　
　　撬棍下去，第一枚钉子蹦到墙边。第三枚钉子拔出来时，阿木的手停了一下。箱里不是货，是一块新磨的黑花岗岩。仓库顶灯照在碑面上，我的名字像刚从石头里流出来。
　　
　　川先生之墓。
　　
　　生于一九七四，卒于二〇〇八。最下面另刻了一行小字：八月十八日，夜十一时四十分。
　　
　　阿木看了眼手表。八月十七日中午十二点二十七分。
　　
　　“川，”阿木叫我，“还有一天半。”
　　
　　“少十三分钟。”我用拇指抹过自己的名字。凿痕里还藏着黑粉，沾在指腹上，像一小块洗不掉的墨。“刻碑的人算得比你细。”
　　
　　仓库里一共十二个人。有人盯着门，有人盯着我。没有人去看那两名搬运工，仿佛送一块碑进来，手就会自动变成凶手的手。
　　
　　黎真戴上手套，俯身看碑边和箱钉。她问我：“你的生日，在澜城有多少人知道？”
　　
　　我没有回答。
　　
　　二十二岁以前，我自己都不常记那个日子。到了澜城以后，有人替我记账、记车、记我在哪张桌上吃饭，最后连死在哪一分钟，也替我写好了。
　　
　　可十二年前，我不值这块石头。那时我的命，只差十块钱。
　　
　　一九九六年七月，我到澜城的第一份工，是替人卸冻鱼。开工前，范魁答应二十四块，结钱时只往我掌心里拍了十四块。
　　
　　纸币被他的汗浸得发软。我没收手，范魁也没松手。我们一人捏着一头，在鱼市后墙下站了几秒。
　　
　　范魁先笑了。他右边有颗包金的后槽牙，笑起来像嘴里含着一枚脏硬币。
　　
　　“嫌少？”范魁问我。
　　
　　我看向他膝边的塑料桶。桶里还有一叠钱，够把十一个人的缺口全补上。
　　
　　“说好二十四。”我对范魁说。
　　
　　“坏了鱼，扣十块。”
　　
　　范魁松开纸币，抬脚把桶踢翻。几张零钱落进脏水，一个叫阿木的瘦少年立刻跪下去捡。他比我早来几个月，知道钱落进水里还能捡，话说出口就捡不回来了。
　　
　　其他九个人拿着十四块，退到铁皮棚的阴影里。谁替我说一句，第二天就不会再被点工。
　　
　　那是我到澜城的第一个晚上。三天的雨把鞋底泡开，走路时左脚会往里灌泥；两边肩膀被鱼筐磨烂，衬衣已经和血粘在一起。我听不懂周围那些话，身上也没有能在当地使用的证件。包袱里只剩一张写错门牌的烟盒纸、十七块人民币，以及父亲留下的一本旧《孙子兵法》。书页泡得发胀，既不能卖，也不能吃。
　　
　　我如果拿着十四块离开，至少能买一碗粉。若继续争，粉和钱可能都没有。
　　
　　范魁看得出我在算。他朝身后招了一下手，两名管工提着木棍走过来。
　　
　　“新来的，”范魁用中文说，“第一天就想教我做事？”
　　
　　“我不会教人。”我把十四块放回塑料桶边，“我只会数。”
　　
　　鱼市的排水沟里，躺着一层薄铅片。每只鱼筐送到验货台，收货员确认木筐和冻鱼没有破损，才会剪断封口，把铅片扔进沟里。真有坏筐，铅封会跟货一起退回车上。
　　
　　白天搬货时，我不懂工头在喊什么，只认得车牌下的数字。七号车二十二筐，十二号十八筐，十九号二十四筐，二十三号二十筐，三十一号二十六筐，四十二号二十筐。
　　
　　一百三十筐。
　　
　　我蹲下去捡铅封。沟里的冰水浸进手指裂口，疼得我眼前发白。范魁起初没拦，等我按号码分出第三堆，他才明白我要做什么。
　　
　　范魁一脚踩住我的右手。
　　
　　“捡垃圾也算钱？”范魁问。
　　
　　鞋底压在指骨上，我没抽手，只用左手指了指验货台。几个还没离开的货主已经望过来。范魁可以在后墙打我，却不愿当着货主的面解释那六堆铅封。
　　
　　“坏一筐，封就不会在这儿。”我抬头看着范魁，“一百三十个封，全在。你扣的是谁的鱼？”
　　
　　木棍在我耳边刮过，砸碎了身后的空瓶。玻璃声一响，账房窗口也跟着开了。
　　
　　一个穿灰色短袖衫的女人从里面走出来，右手捏着蘸蓝墨水的笔。她先看范魁的鞋，再看我被踩住的手。
　　
　　“松开。”女人用当地话对范魁说。
　　
　　范魁没有马上动。女人把六张收货单举起来，又说了一遍。附近两个货主已经走到验货台旁，范魁这才收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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