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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3章:暴君太子,杀无赦

第433章:暴君太子,杀无赦 (第1/2页)

新政推行的第六个月,暑气蒸腾的江南与寒风初起的朔方,同时弥漫着一股焦灼的气息。
  
  地方上的阻力如藤蔓般缠绕上来,勒得新政的推行步履维艰,却终究挡不住皇权这柄快刀的劈砍。
  
  在陇右道的秦州,军户们握着锄头的手仍不习惯捧起账本。
  
  县户部的新吏员是个刚科举出身的年轻人,带着三个书吏挨家挨户核田亩,却被老军户们围在打谷场上。
  
  “我们祖祖辈辈跟着校尉打仗,地是校尉分的,凭什么要你们这些笔杆子来算?”
  
  一个络腮胡军户将锄头顿在地上,震起一片尘土:“校尉说了,这新政是折腾人!”
  
  话音未落,周围便响起一片附和声,有人甚至捡起石块,吓得书吏们脸色发白。
  
  可三日后,秦州城外便来了五百府兵,甲胄在烈日下闪着寒光。
  
  州都尉亲自带着《考绩律》告示,贴在打谷场的老槐树上,声音透过扩音的铜喇叭传遍四野:“太子殿下有令,军户核田,三日内完成,抗命者按‘阻扰新政’论处,轻则杖责,重则流放!”
  
  那带头闹事的络腮胡军户,当天便被捆了去,在州衙门前打了四十大板,鲜血浸透了裤子,围观的军户们噤若寒蝉。
  
  第二日,核田的队伍再进村时,再无人敢拦。
  
  江南道的苏州,阻力藏在温软的吴侬软语里。
  
  当地士族顾氏盘根错节,族长顾彦远是前隋侍郎之子,对着新来的州吏部长笑道:“官爷远道而来,先尝尝洞庭的新茶。”
  
  茶过三巡,却绝口不提拆分族田、分户定税的事。
  
  县户部的账册送上去,总被顾氏的门生以“字迹不清”“格式不对”打回来,一拖便是数日。
  
  消息传到东宫,李承乾的朱批在五日后抵达苏州:“查顾氏隐田三千亩,着即抄没,顾彦远削籍为民,流放岭南。”
  
  钦差带着羽林卫直闯顾府时,顾彦远还在园中抚琴,琴弦猝断的瞬间,府门外已响起铁链拖地的声响。
  
  苏州其他士族见状,连夜将隐匿的田亩账册送到了县户部,再无人敢用“软抵抗”拖延。
  
  岭南道的钦州更显艰难。俚人部落的首领握着牛角酒壶,看着州礼部送来的“劝学馆”章程,只觉得纸上的汉字如天书。
  
  “我们俚人孩子要学打猎,学酿酒,学这些方块字能填饱肚子?”
  
  他将章程扔在火塘里,看着纸页蜷曲成灰烬:“告诉你们的太子,山高皇帝远,别来烦我们。”
  
  可半月后,钦州的州都尉便带着翻译和三百府兵,进驻了最大的俚人村寨。
  
  他们没烧村寨,也没抓人,只是在寨口搭起棚子,将俚人部落隐瞒的户数、开垦的荒地一笔一笔记在木板上,旁边架着的火炮黑洞洞地对着寨门。
  
  “太子殿下说,入籍的俚人免三年赋税,不入籍的,按‘化外之民’论处,部落不得与州县通商。”
  
  翻译的声音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俚人首领看着那些能炸塌山岩的火炮,终究是低下了头,在入籍文书上按了手印。
  
  这些场景,在大唐的疆域上不断上演。
  
  有地方官阳奉阴违,暗地里给士族通风报信,被巡按的谏官查出,当天便被摘了乌纱,枷送长安。
  
  有老吏员熟悉地方猫腻,教唆百姓抗命,被新上任的县部长揪出来,打了三十大板后贬为庶民。
  
  甚至有偏远县的县令,试图效仿前朝“瞒上不瞒下”,将新政章程锁在柜中,却被驿站快马送来的太子手谕惊出冷汗。
  
  手谕上竟连他柜中章程的页码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末尾只写着“三日不推行,自请辞”。
  
  在这个皇权至上的时代,道理讲不通时,便只能用权力说话。
  
  李承乾的意志通过驿站传遍全国,府兵的甲胄、钦差的令牌、考绩的朱批,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将所有阻碍一一勒紧。
  
  地方上的怨声并非没有,江南的童谣里骂“新官比蛇毒”,陇右的军户夜里祈祷“笔杆子烂掉”,岭南的俚人偷偷诅咒“汉字烧手”,可当州部的考绩官带着账册和锁链再次上门时,所有的怨声都只能咽回肚里。
  
  这便是王朝时代的铁律:当最高统治者决心已定,纵有千万阻力,也终将被碾碎在皇权的车轮下。
  
  新政如同一棵移植的大树,根系在地方的抵触中撕裂土壤,带着阵痛扎下去,枝叶却在皇权的浇灌下,顽强地伸向天空。
  
  李承乾坐在东宫的书房里,看着各地呈报的“推行进度表”,上面的朱批越来越密集,每一个“准”字背后,都是无数被强行扭转的旧习惯,和无数不得不低头的头颅。
  
  他知道这过程充满血腥与怨怼,却别无选择。
  
  在这个没有协商机制的时代,要让新政的种子破土而出,唯一的办法,便是用皇权的犁铧,强行在旧土上开出一条新路。
  
  新政的铁犁在旧土上强行剖开的沟壑,终究还是在一场天灾面前显露出了致命的脆弱。
  
  贞观二十一年七月,黄河在河南道滑州段骤然决堤。
  
  浑浊的洪水如脱缰野马,冲垮了新修的河堤,漫过万亩良田,直逼州城。
  
  黄河大水在河南道撕开的口子,很快被长安城的暗流注入了新的内容。
  
  那些被新政削了权柄的五姓七望、关陇勋贵,乃至前朝旧臣,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瞬间从蛰伏中浮出水面,将天灾酿成了攻击新政的利刃。
  
  最先发难的是博陵崔氏。
  
  崔氏族长上奏:“臣查得滑州河堤溃决,皆因新政推行后,州工部强令改用‘新法式’筑堤,弃用古法糯米灰浆,改用石灰沙土,说是‘节省工费’。如今洪水一冲便垮,这不是天灾,是人祸!是新政瞎折腾害了百姓!”
  
  荥阳郑氏上奏:“臣闻滑州州吏部长为赶新政‘工程进度考绩’,强征民夫日夜筑堤,民夫累死数十人,剩下的人敢怒不敢言,筑堤时偷工减料,这都是新政的‘考绩律’逼出来的!若依旧制,由刺史统筹,怎会出此纰漏?”
  
  朝堂上炸开了锅。
  
  关陇勋贵里的老臣们跟着摇头叹息,说新政“改得太急,连祖宗传下来的治水法子都扔了。
  
  老御史们则翻出隋末黄河泛滥的旧事,暗指“乱改制度者,必遭天谴”。
  
  这些本是改革中需要调整的细节,此刻却被无限放大,成了“新政祸国”的铁证。
  
  更阴狠的是洛阳李氏。
  
  在流民中散布流言:“太子为了推新政,把治河的钱都拿去养新官了!你们看,州府粮仓里有粮,却被‘新政章程’锁着,太子宁愿看着百姓饿死,也不肯破规矩,这哪是治国,这是要逼反天下!”
  
  流言像洪水一样在流民中蔓延。
  
  那些刚从洪水里逃出来的百姓,饿着肚子听着这些话,再看着州部官吏拿着“救灾流程表”来回扯皮。
  
  怨气自然都撒到了新政头上。有人举着泥巴块砸州衙的牌子,喊着“还我旧官!还我活路!”,场面眼看就要失控。
  
  长安城里的暗流也在加速涌动。
  
  各地消息涌入东宫。
  
  “五姓七望在河北道召集了家兵,说是‘防备流民作乱’,实则……恐有异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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